面對病毒與疫苗，陳建仁應向陳定信學習
一年前的六月廿四日，台灣肝病防治的重要推手，醫界人稱台灣「肝帝」的陳定信院士辭世。陳定信院士學術與肝病實務貢獻，皆廣受各界尊崇。一年之後，這位台灣病毒權威的衣缽傳人—陳培哲院士，也在為新冠病毒的疫苗大聲疾呼，但是其際遇、環境卻已截然不同。
二○二○年總統大選時，陳定信是蔡英文競選連任學術界後援會的最重要發起人，為蔡的連任氣勢加分不少。而在疫情期間，另一位院士，前副總統陳建仁，則是蔡總統最仰賴的防疫顧問。但回顧陳定信在「堅定信念」一書中描述的肝炎疫苗片斷，應能給我們今天的處境帶來相當的啟發。
在一九八○年代，台灣的肝病堪稱「國病」，帶原人數數百萬，禍首就是肝炎病毒。陳定信仔細研究後，建議引進國外已完成研發的肝炎疫苗，在台灣進行臨床試驗。幾經波折，終於成功說服政府，大規模推廣接種，將台灣新生嬰兒從母體承接的帶原比率，由原本超過百分之十，降低到不及百分之一。此中細節不一一細述，但是以下幾點，卻形成當今官場生態的對照組：
一、四十年前，台灣對於肝炎疫苗與臨床試驗都有不少雜音。當年還是戒嚴時期，如果政府要硬幹，其實並不困難。但陳定信不吝於與科技政委細膩溝通、拜會監委、上電視廣播講解，盡釋群疑，然後按部就班地推動。但是今天蔡政府的疫苗政策，卻是不知道決策會議成員、不呈現會議紀錄、只感覺到背後有著不需要負責任的影武者、臨時抽換會議成員、對所有批評置之不理。
二、陳定信籌議疫苗採購時，原本外國藥廠要價每劑二十至四十美元，為能更普及施打疫苗，陳院士等人努力爭取下，最後每劑降為四美元。陳定信的疫苗採購，完全是考量全民健康與福祉，但是現在蔡政府的高端疫苗採購，卻是單價保密、契約不公開、臨床試驗解盲還沒過就先宣布、外界有疑慮卻沒有任何回應、國際疫苗進口全部搞成內宣。這樣把「疫苗產業」放在人民健康福祉之上的政策，是陳定信院士所支持的嗎？
三、陳定信回憶一九八○年代參與肝炎疫苗決策，是一個「科學」的經驗。他說服政委李國鼎、監委、民間反對者，都是用科學的資料與證據。當時肝炎患者人數百萬，染疫情況比現在嚴重許多，陳院士在推動接種疫苗之前，也堅持要做臨床試驗，這才是正港的科學態度，而不是胡搞什麼國際還不承認的「免疫橋接」。
四、陳定信病毒專業的傳承者，醫界公認就是陳培哲院士。陳培哲最近以德國三期臨床試驗失敗的CureVac為例，清楚說明疫苗的「抗體檢測」與「抵抗病毒效度」，是兩回事。CureVac抗體檢測值超高，但臨床三期的效度卻只有四十七％，可見抗體不能反映疫苗的效度。在Beta、Gamma、Delta等多種新冠病毒變異之後，高端疫苗卻還要用桃醫原始病毒做抗體對照組比對，病毒專家異聲不斷，政府卻置若罔聞，少數公衛學者棄病毒專業意見如敝屣。
面對新冠病毒，台灣處理環境確實艱困。中共在國際上常予打壓，我們無法進入ＷＨＯ，疫情資訊可能受到阻隔，疫苗採購也格外費力。但面對這樣艱困的環境，我們尤其不能亂了手腳，做出錯誤的決策。我們要再度提醒蔡總統與陳建仁前副總統：人民的生命健康比疫苗產業重要、政策的科學佐證比政客的主觀期待重要、疫苗的病毒專業比流行病學者投機算計重要。面對病毒與疫苗，陳建仁有太多可向陳定信院士學習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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